编者按： 近日，《中国政协》杂志2016年第2期和中国政协传媒网刊载了省委会副主委李崴题为《人口政策：应从限制生育转为鼓励生育》的文章，特此转载。

   1月1日起，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实行了40年、以“一胎化”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完成其历史使命，在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与劳动力人口增势减弱的情况下，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那么，人口政策的调整给我们带来哪些反思？全面“二孩”政策能否解决劳动力人口萎缩等问题，今后还要作哪些思考?

    人口政策调整的反思

    反思一：未来的人口趋势。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从80后到00后的不到一代人时间，出生人口就萎缩了32.8%。2010至2014年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生育率分别是1.18、1.04、1.26、1.24、1.27，平均为1.20。即便这5年抽样调查对生育率低估了15%，实际生育率平均也不到1.4。在此生育率下，每隔一代人，出生人口将减少三分之一。加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育观念的改变，低生育意愿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常态。如习总书记指出，我国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两年里，符合条件的1100多万对夫妻中仅有15.4%申请再生育；与中国大陆文化相近的日本和韩国的生育率在1.15至1.45之间，而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华人社会的生育率都在1.0至1.3之间。这些都是实证。尽管全面二孩政策会带来未来几年出生人口的增加，但随着堆积势能的释放，出生人口预料在2018年前后出现快速下跌，这是由于适龄女性大幅减少和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所致。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在未来10年，我国22岁至29岁的生育旺盛期的女性将萎缩42%。即便自然生育率能提升并维持在1.5的水平，出生人口也将在2050年前后萎缩到约800万人。我国人口占世界比例在1820年、1900年、1950年、1980年分别为36.6%、25.6%、21.8%、22.1%，总体上在大幅下降，虽然目前还有19%，但每年新生儿却不到世界12%。而如果中国在2050年前后每年仅出生约800万人，这只相当于届时世界的5%。我国要将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再需要两三代人时间，等到最终稳定下来，我国每年新生儿占世界比例有可能跌破3%。

    反思二：低生育率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在1979年，我国0-14岁的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为1/3，而到了2009年，比例已不足1/5，目前仅16.5%，远低于世界平均的27%、印度的34%、甚至美国的20%。我国20-34岁的青年人口在2015年为3.25亿，到2030年将降至2.21亿。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数量为2.21亿，占总人口比例为15.5%。在未来数十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将净增长600万至1200万。如果不能大幅度提升生育率，我国将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年轻人的大幅减少和老年人的大幅增加，将严重拖累财政并削弱创新和创业的活力。过去20多年，随着人口的迅速老化，日本经济活力大幅下降，因此错过了互联网经济的历史性契机，迄今萎靡不振。日本人均名义GDP在1991年比美国高20%，但2014年却比美国低33%。极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老化，被普遍认为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从1980年代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1981年为109（正常范围103—107)；2000年提高到117，到2008年则高达121左右，严重偏离正常范围，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而问题的原因正是实行了“独生子女”的生育政策、不少的家庭“弃女逐男”的生育观所致，这种观念和现象只要还有生育数量的限制（即使全面放开二孩）就还会存在。

    反思三：人口规模与发展的关系。人均资源少被误认为是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但实际上，中国的人均资源在世界排名都在中游，远好于西欧和东亚的发达国家。而更重要的是，自然资源价值在现代经济中的比例正逐步下降至不足5%。相比之下，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却在不断上升。未来大国之间的竞争是科技创新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市场大、人才多显然是优势而非劣势。城市拥堵和环境污染等也经常被归咎于人口太多，实际上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与拥堵、污染程度没有太大关系——西欧和东亚很多人口密度高于我国的发达国家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反而在巴西、俄罗斯这样地广人稀的国家，其主要城市如莫斯科、圣保罗等却面临严重的拥堵和污染。只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拥堵和污染等问题未来总会得以解决，但如果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无法自拔，由此带来的未富先老、财政拮据、创新乏力、经济萎靡等后果，反倒会拖累这些问题的解决。我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强势崛起，得益于庞大的人口规模。比如，中国高铁、中国互联网公司就是凭借世界第一的市场规模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严重的低生育率，却使中国新生人口占世界的比例迅速下降，以致我国人口规模优势不断弱化，最终甚至消失。经济活动的本质是需求和供给的匹配，人口坍塌造成需求和供给的同步萎缩。除了医疗、养老、殡葬等其他行业都将步入衰微,国内投资动力将严重不足。2013年10月3日，习总书记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中提到：“中国和印尼两国有16亿人口，只要两国人民手拉手、心连心，就将汇聚起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巨大力量，创造人类发展史上新的奇迹。”在这里，“16亿人口”和“世界四分之一人口”被视为足以创造奇迹的“巨大力量”，显示出习总书记对于人口规模优势的认同和看重。限制生育、降低未来人口规模的做法与习总书记视人口为力量的理念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让普通家庭愿意生、生得起、养得好

    从反思中可以看出，全面二孩政策还不够。如果不能大幅提升生育率，我国未来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难以避免，其后果是经济长期低迷、国力衰退甚至导致中华文明式微。所以，国家还应该进一步放开生育，在税收、教育、法律等各个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让普通家庭愿意生、生得起、养得起、养得好孩子。

    最迟在2017年底以前全面放开生育。无论是从人口规模和结构、还是经济发展和公共资源的稳定性来看，我国人口政策的长期目标应该是，保持每年出生人口的大致稳定，并最终将生育率稳步提升至更替水平。根据估算，即使出生人数于2017年达到高峰、生育率维持在堆积反弹高峰时的高位水平，我国0-14岁孩子的比例也依然会处在低于18%的严重少子化水平。因此，要确保人口安全，减缓出生人口的坍塌式下滑，全面放开生育刻不容缓。并在“十三五”的具体人口发展规划中提出“14岁以下人口比例由16.5%达到18%”的指标，并在今后的五年计划中逐步提升。

    推出各种辅助家庭养育的政策。目前大城市里抚养一个孩子的直接花费每年可能超过两万元，这还不包括父母职业生涯的机会成本和抚养小孩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要让二孩政策落到实处，需要消减父母在经济上的顾虑。政府有必要对养育小孩的家庭进行财政支持，方式可以是直接补贴，或按孩子人头抵税。在全面放开后，还可以考虑实行累进制的财政支持，这也是许多低生育国家采取的措施。这种财政支持在再分配意义上是公平的，因为一般来说，政府的教育投入和养老支出分别占GDP的5%和15%。因此，养育一个孩子相当于从政府获得了个人收入5%的教育补贴，但未来则贡献了个人收入15%来支撑社会养老体系。在此意义上，政府对每个小孩需要补贴人均收入的15%-5%=10%才算公平。

    加大教育投入，将九年义务制教育向下延伸到学龄前三年。城市入托、入幼、入学耗时耗力，致使很多家庭不敢生育二孩，也导致很多农村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因此，教育资源的规划配置，至少应按维持常住人口更替水平的孩子数量来作为参考基础。我国城市完全有能力为此提供足够的教育资源。对整个社会来说，这也是一项高回报的投资。中国很多行业投资过度、产能过剩，但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却严重不足。如果把在农村的留守儿童，转移到城市学校中，在他们身上投入更多的教育资源，这些孩子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巨大财富。

    加大妇幼保健投入，充分保障妇女儿童的基本权益。养育孩子需要巨大的付出，在怀孕和哺乳期间更是如此，这些都让职业母亲难以全身心投入工作，对女工单位也是极大的负担。为了减轻职业母亲生育小孩的后顾之忧，政府应适当承担产假期间的用工成本。我国的产假是98天，远短于大部分低生育率国家，延长产假由政府买单，是维护职业母亲权益的重要保障。此外，随着女性教育和职业发展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不愿或者未能婚配，造成结婚率的逐年降低。北欧国家的女性结婚率比日本还低，但却维持了较高的生育率，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对非婚生育比较宽容,而政府又提供了丰厚的养育福利，让很多单身女性愿意且有能力独立生育和抚养小孩。非婚生育不应提倡，但那些有能力和意愿去独立抚养小孩的女性，应公平地享受生育的权利和福利。因此，建议废除任何歧视非婚生育的政策；充分保障非婚生孩子、补偿失独家庭等的合法权益；立法保护人工授精、试管婴儿、代孕等技术辅助生育的孩子；加强优生优育、亲子教育等科学理论和技术的研究，为我国公民的高素质健康成长奠定基础。

    “十三五”期间，中国人口政策应该从限制生育转变为鼓励生育，确保人口安全，维持中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为中华复兴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作者李崴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广东省委会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