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醒民
1932年1月28日晚11时30分，数千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外谴舰队司令盐泽少将指挥下，出动军舰20余艘，战机40架，铁甲车10余辆，向上海闸北发起突然袭击，盐泽扬言“四小时占领上海”。
当时驻守上海的是我的祖父蔡廷锴率领的第十九路军，人数有3万余人(共3师18个团驻防南京、苏州、上海一带)。十九路军原属孙中山建立的粤军第1师，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江西北伐，在讨伐沈鸿英的桂军，东征讨伐陈炯明叛军，平定刘杨叛乱以及讨伐南路军阀邓本殷等战役中都骁勇善战，不畏危难，屡立战功。在第一次北伐时被称为“铁脚、马眼、神仙肚”的铁军，后来又参加过粤桂3次大战及中原大战，驻京、沪前被派到江西与红军作战。“九一八”事变后的第2天，我祖父由于厌恶连连内战，在江西南昌体育场，他带领全军庄严宣誓：“不打内战，抗日保国”。进驻京沪后，为了支援东北抗日，我祖父在十九路军中组织两个旅6000人准备2月1日亲自带领奔赴东北战场。
上海形势紧迫，国民政府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没有决心抗日，还要求十九路军“后撤30公里”。当日本陆战队分7路进攻闸北时，我祖父即率领全军投入战斗。驻守闸北的是十九路军78师156团。在团长张君嵩指挥下，给予日军迎头痛击。战斗至30日下午，日军六、七次冲锋均不能得逞，伤亡数百人，而我军阵地岿然不动。“四小时占领上海”的扬言彻底破灭了。在全国人民支援下，十九路军（2月14曰第5军在张治中带领下参战）在上海抗击日寇30余天，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后来在国际联盟的调解下停战，十九路军最终退出第二防线。
“一·二八”淞沪抗日是在国难当头、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人民为民族生存，为洗雪国耻，以血肉之躯，筑起坚固长城。以步枪、手榴弹的武器，在数百里防线上抗击以飞机、大炮、坦克、军舰等现代化武器武装起来的日本侵略军，使日军四易其帅（1、盐泽；2、2月6日上任第3舰队司令野村中将；3、2月13日上任植田陆军中将，他曾参加欧洲战争，当过天津日军司令，率日军劲旅第9师团来沪；4、2月29日上任白川陆军大将，参加过日俄战争、欧洲战争，曾任关东军司令、日本陆相，有军事著作。4月29日日军在上海虹口庆祝日本“天长节”阅兵时，韩国入尹奉吉手持炸弹投向检阅台，结果白川被炸死，野村瞎了一只眼，植田剩下一条腿。韩国义士尹奉吉被捕。1932年12月就义于日本金泽，年仅24岁），这说明了中国人民是能抵抗任何侵略者的。让我们看看两段1933年神州国光社出版的“十九路军抗日战史”的评述：
“对于十九路军抗击日军的英勇事迹各国一致赞许。沪战期间，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真茹采访蔡廷锴将军，对沪的报导是：‘上海抗战的最初冲突，几颗准确的枪弹，引起日军的溃败和混乱，使中国人一下子便粉碎了皇军机器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此树立了中国士兵的信心，越战越勇’。《大美晚报》、《字林西报》、《路透社》、《国民新闻社》等新闻单位采访过留沪欧美军事家的战地观察团和美使馆的军官汤马逊先生以及美国退役军官白德勃先尘。根据他们在战地的观察，认为十九路军英勇无比。日军在江湾路以猛烈炮火开始进攻时，摧毁防御工事数处，中方沉着应战，待到敌人接近，迎着弹雨冲入敌阵，前赴后继，势不可挡，使日军大乱，掉枪弃炮。中方共夺得机枪17挺，野战炮7门，子弹无数。旁观者无不惊心动魄。他们认为十九路军所筑战壕极其巧妙，每处只费三几角钱而日方非耗费千元的炮火不能攻破。至于两国的步兵，则中方一人所守之地，日方虽十人亦难取胜。又有德国军事专家多人，亲赴前线视察，事后对《新声社》记者表示，外人以为华军体弱，但他亲见一名十九路军战士与数名日兵肉搏，竟占上风。又称赞华军省节子弹，每发均求命中，实未见过如此能战的军队。《字林西报》又称：中国十九路军服装不全，机械简陋，而且军实不充，凡百缺一而能坚守阵地，实因具备最重要的勇气。租界各人初见之下甚感田惑，及见其勇往气概，乐为主义而死，使人敬重，且其不犯租界，不损别人业产，应受敬礼。”
作为敌方的日本军民，对于十九路军的英勇顽强，既感震惊，又不得不表示钦佩。《泰晤士报》刊登日军司令部发言人的讲话称：中国军队的坚勇出乎意外，日方混成旅和第9师团颇受损失，日军第7营右翼伤亡尤众。曾有中国军队百人被围于村落间，或冲出肉战，或藏匿射击，日军多有死者，困特竟日，未能前进。大阪每日新闻报导中国军队炮弹准确，出人意表，而且善于巷战。遇见装甲车扫射前进，则隐匿不动，及至接近，便趁机冲出，战术奇妙。《东京报知新闻》报导日军旅、团长在东华俱乐部报告战争感想，一开始便称：中国兵不可侮，常施夜袭，锐不可挡，即使在弹雨中，仍蜂拥而至，使日军为气馁。东京闻讯汇集日本军界及新闻记者对十九路军的评价，认为十九路车作战技术的奇巧，冲锋的勇敢，堑壕构成之新式出乎意表。每次冲锋，将官先行，奋不顾身，令人敬佩。面对枪林弹雨，将士毫无畏色。即使学生军、义勇军、女子救护队临近火线亦如平常。中国军队对非战斗人员秋毫无犯，对于俘虏优礼有加。厚葬藤加大尉，救护重伤的空闲少佐和尾大尉等。上海一战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报导说：此次上海事变，中国的新英雄蔡廷锴恰与北方的马占山对应，为不可多得的将才，其军队在南方为最可怕的常胜将军。日本名古屋新闻则称78师是中国最勇敢的部队。
“一·二八”沪淞抗日后，十九路军被调至福建。由于十九路军的领导人主张坚持“抗日、联共、反蒋”并成立福建人民政府，于1934年初被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所瓦解。我的祖父亦流亡海外。海外侨胞盛情邀请他出访欧、美、澳等20多个国家，60多个城市，历时1年零5天。所到之处他都发表团结抗日救国的讲话，受到广大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的热烈欢迎，我的祖父身深受鼓舞，更坚定了他继续抗日救国的决心。
1935年7月在香港，我的祖父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共同发起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旨在“争取民族独立，建立人民政权”，还出版《大众日报》、《民族战线》等作为同盟的宣传刊物。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八一”宣言)”，革命同盟领导人积极起来，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表示努力敦促各党派摒弃成见，立即缔结抗日救国联合阵线，实行全民族抗战。
1936年8月，我祖父发表宣言，宣布恢复十九路军，宣言指出：“应国内外同胞的要求，李宗仁、白崇禧邀请来桂集中恢复十九路军建制”(历史上称为广西六一运动)。一时间十九路军旧部络绎不绝来到广西。此事惊动蒋介石政府。李宗仁、白崇禧迫于蒋介石政府的压力，又想保护广西的地盘。而广东的陈济棠亦因同意此事被蒋介石用余汉谋所取代了。9月，十九路军恢复的3个师建制改编为一个师（称26师），以区寿年为师长归广西部队建制，我的祖父又回到香港。9月22日毛泽东给我祖父和蒋光鼐写了一封信，目的是开展全国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寇的侵略，挽救民族危难。“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又派“上海抗日救国会”的杨德华山延安到广州向我祖父与李济深传达“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以及解释共产党主张释放蒋介石的缘由，并联合各阶层、各党派抗日救亡的统战政策及对他们的问候。我祖父及李济深并写回信，由杨德华带回延安交至毛泽东、周恩来，表示同意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救国的主张。
1937年“七七”、“八一三”事变后，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在中华民族存亡之际，蒋介石政府的内外政策也发生变化。我的祖父应蒋介石邀请于8月10日前往南京，被任命为大本营上将参议官。1939年蒋介石在各条战线上军事失利，受到全国人民不断的责难，人们怀念在上海“一·二八”抗战中打败日寇的十九路军。1939年1月26日蒋介石在重庆再次接见我祖父，任命了新职，我祖父一度结束的戎马生活又重新开始了。他先后担任过16集团军的副总司令、总司令，后又担任26集团军的总司令。部队驻守粤西、桂南，参加过桂南战争，重创日军，但不久26集团军又改为粤桂边区总司令部，我祖父任总司令。
战争是残酷的，中国人民抗战14年，我们有3千万同胞失去生命，损失6000亿的财物，但中国人民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尊严，不怕牺牲，英勇打击来犯的侵略者。我的祖父勇敢、刚毅，身为高级军官每次战斗都在最前线，他出生入死，勇往直前，在“一·二八”时日夜在前线并未受伤，但在他的自传中有这样的记载：“……2月10日午后，往吴淞炮台巡视，将抵吴淞，因潮水涨，敌舰高于地面，即以大炮向我坐车及卫士车射击，极准确，两弹距车10米处爆炸，有一弹跌下我两米处，幸不爆炸，亦云险矣……”“2月11日午后往闸北巡视，至邓兰才旅，即同往前线侦察，到达最前线，看见敌兵作预备放姿势，我勇敢的士兵也如此。距离敌兵四、五十米敌竟连放数枪及轻机枪，伤及邓旅长护兵二名，我左肋下军服亦被穿破……”。此外在他的自传中还有一段，记述1938年10月18日，原计划乘船到广州，船行至陈村附近，“看到一群一群民众沿珠江逆水向西撤退，日寇飞机却一群一群出现，对这些民众疯狂扫射、轰炸。”我祖父及其卫兵急忙上岸，指挥民众躲避。“自己亦避无可避，只有听天山命，啪的一声，我已着了机枪子弹，在我右肋穿过，以为一定打破我的肠脏，必死无疑，血涔涔的下，疼极，后似无伤脏腑，若果再过一分，就无希望了，可谓不幸之中的大幸……日寇竟不顾人道，以最残酷的手段，向我民众屠杀，这些血债不知何日偿还……”当知道广州已沦陷后，我祖父被送到肇庆医院治疗。
由于我祖父不被重用，有职无权，用他自己的话是“除南路游击队外，已成无兵总司令了”。祖父虽有满腔热血，抱有抗日救国的决心，但环境不良，无兵可用，报国无门。终于多次请求获准，以上将参议官名义闲居桂林。
1943年7月祖父带我们全家返回家乡罗定。9月14日日军进攻云浮、罗定。我祖父在家乡罗境镇召开十乡会议，研究抗日大计。会议决定公推我祖父为十乡临时团队总指挥(团队有原十九路旧部)。组织千余罗定子弟兵防止日寇进犯。9月22日日寇敌伪1万余人抵罗定城附近。谭启秀部(原十九路军第3军军长)与敌人在围底、素龙激战，我祖父即命令各乡团队策应谭启秀部队消灭敌人。日寇摄于我祖父的威名，于9月30日退出了罗定。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全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这一天。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奉行独立自主，与世界各国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友好往来的外交政策。上世纪50年代中、日邦交还未正常化时，我的祖父就担任中日友好协会的理事，经常接待来华访问的日本友好人士及出席各项友好活动。1957年8月，我祖父还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东赴日本东京，参加第三届世界禁止原子弹、氢弹和平大会。8月6日，他代表中国政府在筹备会上致词说：“中国人民愿意和日本人民一道反对侵略战争，为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而努力，绝不让12年前发生的广岛、长崎事件重演。为实现人类这一目标，中国人民将永远是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忠实的朋友……”。8月12日第三届世界禁止原子弹、氢弹会议正式开幕，我的祖父在下午代表中国政府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代表中国人民向为和平而努力奋斗的日本人民表示敬意，并对日本原子弹受害者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问。他说：“中国人民正在努力从事和平建设，从我们的切身体验中特别感到和平的可贵，我们把保卫世界和平看作自己光荣而神圣的任务。我们坚决要求禁止原子弹武器的使用，主张立即停止这些武器的试验，让原子能为人类服务……”。他的讲话受到与会各国代表和朋友的欢迎。会议结束后他与代表团到日本各地访问参观。有一次他还穿起和服，坐在榻榻米上，与日本朋友促膝谈心，与日本各界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还会见过当年“一·二八”交战时的日本高级军官。他们握手互相致意，表示为促进中日世代友好作出贡献。
（作者系民革广州市委会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