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穗梅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上海抗战，揭开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抗战前后，宋庆龄先生以其特殊的身份，积极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宣扬中国抗日的正义性，为中国抗战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援助。她呕心沥血，使国际援华抗日落到实处，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呼吁支持中国抗战，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宋庆龄奔走呐喊，利用各种时机和渠道，通过对外国政府、友好团体和国际友人大量的函电、演讲以及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抗战，以取得世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针对日本“侵略有理”的宣传，宋庆龄详细揭露了日军侵华暴行，使世界人民了解日军侵华真相。早在淞沪战役时，宋庆龄就以世界反帝大同盟名誉主席的名义呼吁，得到了热烈的响应。1933年，在远东反战会议前夕发表声明，痛斥了帝国主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困苦。七七事变后，宋庆龄更详细揭露日军在这个各地的暴虐行径。1937年9月17日在《致英国工党书》中指出：“过去三十年中，日本帝国主义和黩武主义者一块一块地割去了中国的土地。我相信你们总还记得一九三一年到三二年间中国的东北四省怎样被掠夺了去。日本的这种行动把《九国公约》和《凯洛格公约》撕得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还不以东三省和华北的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的经济剥削为满足，他们更深思熟虑地进而破坏中国的文化，并使中国的人民降为愚昧无知的奴隶”，“过去两个月来，你们当已看到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蹂躏和屠杀”，无辜的难民都成了他们“发泄狂暴的目标”，宋庆龄在同年12月的《告英国公民书》中，向英国人民揭露了日本的暴孽和凶残。她说：“敌人用尽了一切现代的武器，用尽了一切凶残恐怖的手段，把我们的土地沉浸在无辜人民的血海中。”“灾祸之烈，实较欧战犹烈。”
    宋庆龄强调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她说：“日本强盗在东方，德意法西斯蒂在西欧，都充分表曝了他们的企图和手段。”“日本希望征服中国，用作征服一切太平洋国家，随后并征服全世界的根据地”。因此“日本法西斯主义和黩武主义以及他们惨杀的非人道的破坏和方法，不仅威胁中国的独立，他们对于所有民主国家以及人类和平与自由，也同样是威胁”。显然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为国家生存、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同时，也是在全世界制止国际暴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黑暗反动、保存民主、争取人民权利的战争。宋庆龄郑重宣告“中国不仅是为了它自己而战斗，并且也为了全人类而战斗”。“中国的战争是远东局势的关键，并且不仅限于远东，我们的继续抗战，保障了太平洋西岸人类四分之一的未来。它的国际重要性可从下面的事实估计出来，使日本在南方不能攫取英美的属地，在北方不能进攻苏联。”
    宋庆龄还大力宣传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指出：“中国是不可征服的。”虽然中国是在跟占着武器很大优势的敌人作战，但单就军事技术是不能决定这次战争的。中国最大的优势来自于“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大众”，他们正英勇地为：“保持民族生存而抗战”，而且“抗战已经证明了中国军队和人民的道德上和精神上的优势”。为使世界大多数人民深入了解到事实的真相。宋庆龄与她的好友格兰尼奇和艾黎于1936年2月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呼声》，格兰尼奇不仅以“赵大琪”等笔名在每期杂志上发表重要文章，还与宋庆龄一起，在上海的中外名人中组织稿件，鲁迅、茅盾、史沫特莱、马海德、魏璐诗等，都在《中国呼声》上发表过文章。这些文章全面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喊出了要求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呼声。中共地下党也通过宋庆龄在《中国呼声》上发表文章，宣传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个刊物成为宋庆龄与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朋友团结的旗帜，很快蜚声中外，销路也很好。艾黎说：“每期杂志一到报摊，立刻被等在那里的学生成捆地买了带回学校去。在新加坡等亚洲各国沿岸，尽管英国当局制止，也很快销售一空。”
    宋庆龄等的呼吁，得到了国际上进步人士的积极响应和支持，1932年世界反帝大同盟发表宣言，痛斥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号召各国反帝组织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人民。1937年9月国际工会通过决议，要求国联制裁日本，并通过会员国抵制日货，募捐援助中国工友。国际运输总工会也在1937年10月通过各国运输工会，禁止运送军火至日本。1937年12月，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联合世界著名学者杜威、爱因斯坦、罗素发表《我们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态度》宣言，强烈谴责日本摧残东方文化，表示要抵制日货，“停止一切足以帮助日本侵略政策的对日合作”，同时尽一切可能“帮助中国进行救济，增强自己”。那些“相信中国事业正义性的各国男女们”响应宋庆龄的呼吁，纷纷发表言论谴责他们的政府对日贸易，“限制了对侵略者的公开援助”。德籍加拿大传教士Ｓ·洛登凯教授在《南华早报》上发表文章说：“我以基督和人类的名义，请你们要去西方善良的人们拒绝向日本出售铁和石油，日本正是用此来折磨、奴役中国。”新西兰作家詹姆斯?贝兰特指责英美等国不讲良心，违背道义的做法。他说：“美国、大英帝国与荷属印度一起向日本提供了它所需的９０％的重要战略物资。”从而“在加剧这场屠杀中国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国际社会在道义上一系列的声援和支持对中国人民是“何等的感激和欣慰”。
     二、以保盟为阵地，争取国际社会广泛援助
    1938年６月宋庆龄在香港发起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保盟在成立宣言中就阐明其目标：“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在保盟开展工作，争取国际援助时，宋庆龄始终坚定地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强调日本法西斯主义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共同敌人，中国抗战就是为全人类的自由、民主，为和平而战，所以应该得到全世界的支持和帮助。而“作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最强大的成员之一，中国应该得到同她的抗战相应的援助”。宋庆龄的这些观点，为争取国际援助注入了一种全新的思想，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援助，不是一味的怜悯施舍，中国人民争取援助，也不是乞求恩赐，而是国际主义的相互援助。不仅是助人者在帮助受援者，反过来，也是受援者在帮助助人者，基于这一思想，“保盟”提出的口号是：“帮助中国人民，使他们能帮助自己——并帮助你们。”
    保盟成立后，在宋庆龄的直接领导下，立即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出版发行了７种宣传品。1939年４月１日出版了《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同时还出版发行了《保盟工作报告》和各种小册子，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和具体困难，请求和指导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援助工作。
    宋庆龄在1939年３月发出了“救济战灾儿童”的呼吁，她说：“救救我们的战灾儿童。请你们把对中国的同情心表现在帮助保存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的行动中”。纽约的朋友们立即响应，专门成立了以亚瑟伯朴为主席的中国战灾孤儿美国委员会，进行各种募捐活动。
    宋庆龄的这些宣传报道，赢得了国内外正直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援助。1938年９月英国援华委员会向保盟提供了2450英镑以筹建国际和平医院。宋庆龄把第一座国际和平医院建立在刚刚开辟的八路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以后又在延安及各个根据地建立了１１所国际和平医院。４２个前方流动医疗队和８个医科学校。据统计，保盟为国际和平医院提供的经费，在所有援助项目中是最大的：1939－1940年为46878.46（港元），1942－1945年为652435美元，172856608元（法币）。
    1938年冬天，长江下游地区进行游击战的新四军，曾有数百名伤员，不是死于伤病，而是因无物裹身而冻死。为此，保盟在1939年春夏连续发出了“冬季前需要5000条毯子”、“为我们的伤员提供两万条毯子”、“我们仍然需要毯子”，“在９月份之前，把两万条毯子运送给我们，将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救护十万名伤兵”等一系列紧急呼吁。这些呼吁，得到了各国援华团体和个人的踊跃响应，纷纷向保盟寄来毛毯和代购毛毯捐款。据《保卫中国同盟报告：1939－1940》统计：美国医药援华会捐赠了3000多条毯子与被褥，美国的中国民众救济会送来了４大捆毯子与衣物，新西兰的左派图书俱乐部提供了1010条毛毯，悉尼的华侨救济难民基金会等３个团体运来了2200条新的优质羊毛毯，捐送毯子最多的国外团体是加拿大维多利亚医疗援华会，从1939年７月到1940年１月，共向保盟提供了26大箱毯子。此外，更多的团体与友好人士踊跃捐款，请保盟代为购买毯子，援助伤病员。
   宋庆龄和保盟的宣传和呼吁，得到国际社会积极的响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量的捐款和医院、救济物资的援助，在中国抗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如宋庆龄在抗战结束后所说的“这种支援对保卫中国的作用，不亚于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
    三、以其人格力量，吸引国际友人为中国抗战而奋斗
    宋庆龄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威望，受到世界人民的仰慕和崇敬。她像磁石一样吸引了众多的国际友人，为中国的抗战作出贡献。“他们或在国外为中国的需要募捐，或作为志愿的人道主义工作者来华，工作在中国的最前线。”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美国工党领袖斯特拉德·克里普斯爵士夫妇、美国驻菲律宾专员夫人塞雅以及印度的贾?尼赫鲁、美国歌唱家保·罗伯逊、作家赛珍珠等，都在本国积极响应宋庆龄的呼吁，采取一系列行动，援助中国抗战。而像史沫特莱、斯诺、路易·艾黎、马海德、格兰尼奇、耿丽淑、爱泼斯坦、王安娜、卡尔逊、史迪威等也都是直接、间接地支援和帮助宋庆龄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工作。
    抗战期间，中国的缺医少药极其严重，在宋庆龄的保盟呼吁下，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派遣了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医疗队；以贾·尼赫鲁为首的印度国大党派遣的爱德华大夫率领的医疗队；1939年挪威救援中国和西班牙委员会又派来的50名外科大夫。著名的白求恩、柯棣华、米勒、巴苏、布朗、哈里森等外国大夫，都是通过宋庆龄的介绍，先后来到根据地工作，并建立了闻名全国的国际和平医院，其中白求恩大夫和柯棣华大夫先后担任了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并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宋庆龄在《致柯棣华大夫家属的慰问信》中说：“像白求恩大夫的名字一样，柯棣华大夫的名字永远不会被人忘记，因为他给我们带来了医术，带来了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的支援。”
    1938年，爱泼斯坦在保卫广州战斗中，与宋庆龄相识了，从此开始了同宋庆龄的友谊。在战争年代里，他一直在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并成为“保盟”的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同时他还继续从事新闻工作。他写过许多文章，向国外发表。如：《人民之战》、《未完成的中国革命》等等。这些文章的发表，使世界人民真实的了解到了中国和中国人民，呼吁世界人民支援中国的抗战，支持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
    在与这些的国际友人共同战斗中，宋庆龄与他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其中，斯诺是受宋庆龄影响最深的一个。这位美国新闻记者初识宋庆龄时，便认为她是“尚未成功的革命”的良知和恒久的核心。他说“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最美好的思想和情感”。在宋庆龄的安排下，他来到陕北，考察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３个月后，写出了震惊世界的《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使西方人第一次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情况，许多国际人士都是受到了《西行漫记》的感染来到中国，献身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曾给友人写信说，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
    那些受到宋庆龄感召而献身中国抗战的人们，反过来又影响了更多的人士，从事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并影响了一些国家的中上层决策者，如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看了《西行漫记》后，曾３次接见斯诺，并亲自推销这本书。当时任美国驻华总司令的史迪威，倾向中国抗战。他在向财政部的报告中表示：美国应奉行更积极的政策，“我国以提供贷款和军事装备的形式帮助中国，对我们本身也是一种防御措施”。财政部长摩根索同意史迪威的看法，也认为“反对法西斯侵略、支持中国极其重要”，力促总统向中国提供贷款。1938年12月，美国政府通过进出口银行安排了给中国的2500万美元贷款。
    宋庆龄的高尚品质和特殊魅力，在保盟开展的各项募捐活动中，还成为人们信赖的标志。保盟每收到一笔捐款，不论数额大小，收据上都有宋庆龄的亲笔签字。很多外国大资本家，从英国的大工业家到挪威的船主，都曾为支援保盟捐助巨款。他们中不少人仰慕宋庆龄“有些人就是为了得到她在收据上的亲笔签名而慷慨解囊的”。宋庆龄对待钱财方面的事情又特别认真，“在他那鹰一般尖锐的目光下，没有发生过钱被无耻官员吞没的事情”。因此，澳大利亚响应孙夫人呼吁援助游击战士联合会在1945年12月的工作报告中，以把捐款给了宋庆龄“是确确实实地由孙夫人底能干主持之下，用来救了不少的伤兵、难民 ”，而把它列为“荣幸的事实”。
    宋庆龄为争取国际社会援华抗日而奔走呼吁，不辞劳苦，宋庆龄以她独特的身份，团结国际友好的人士，利用“保卫中国同盟”的宣传阵地，紧紧抓住世界人民的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坚持不懈地宣传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和援助中国与保卫世界人民利益的关系，赢得了世界广大人民对我国抗日斗争的理解和支持，为使中国抗日战争最终发展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份作出重大贡献。
（作者系民革广州市委会常委、民革广东省委会孙中山研究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