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远廷

   摘    要：孙中山先生在改组国民党时，首创在“重大问题”上与各党派、各团体进行“协商”的实践，为中国的执政党如何就重大问题与其他党派交换意见开启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性的先例，其历史价值具有创新性、发展性和启发性。几十年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发扬孙中山“重大问题协商”的实践，在十八大提出了“协商政治”的概念，并在基层的具体事务中率先实践，为我国的政党合作的政治制度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协商民主；历史价值；传承关系；实践情况

   一、孙中山的多党“重大问题协商”的历史背景与实践
   1. 孙中山实行多党“重大问题协商”的历史背景
   从十九世纪末以来，孙中山先生及其共同理想的追随者们，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民主政权——中华民国。孙先生满以为中国将从此走向繁荣富强，但没有想到此后一连串的不幸并没有随皇权的倒台而远离国家及百姓，于是，护国、护法，反袁、反张、反北洋、反军阀，孙中山先生不但没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甚至于连自己多次还差点死于非命，国内情形如此，国际形势更不利于中国，各帝国主义之间为瓜分中国蠢蠢欲动。这一切，让一心想救中国的孙中山陷入了困境地，决定改组软弱无力的国民党。但如何改组，孙中山先生又陷入了困顿，直到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才拨开孙中山眼前的迷雾，孙中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决定与中共进行各个层次的合作，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基础上改组国民党。
   2. 多党“重大问题协商”的实践
   但如何改组国民党，对于孙中山先生而言又是一个难题，因为以自己一己之力、一党之力，似乎很难做到“成功”改组而使国民党能够“脱胎换骨”，于是孙先生做出了一个影响后来历史走向的惊人决定：与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与其他革命力量进行“民主协商”。1922年9月，有共产党人陈独秀、张太雷参加的国民党改组讨论会上，陈独秀被孙中山指定参加“国民党党务改进起草委员会”，起草国民党改组方案并草拟国民党党纲和党章草案；1923年8月，派蒋介石等组团去苏联协商，也有张太雷参加；委派廖仲恺等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委员”里，共产党人李大钊就是其中之一。这一切就是孙中山先生与其他党派、团体就“重大问题协商”的实践。
   二、孙中山“重大问题协商”实践的历史价值
   1.“重大问题协商”实践的开创性价值
   不管考诸西方党派的历史，还是近代中国各党派的博弈，党派之间在利益特别是重大利益问题上，往往是针锋相对，各不相让。而孙中山实践的“重大问题协商”则是具有开创性价值的一种政治智慧，正因如此，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撇开党派私利，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发展旧三民主义为新三民主义，国民党也由资产阶级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可以说，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就“重大问题协商”的实践，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发展和民主建设，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协商民主”的有益尝试。
   2.“重大问题协商”实践的发展性价值
   “党”之一词在中国出现得很早，《尚书·武成》里就有“不偏不党，王道荡荡”之语，历史上也多有“结党”之说，“朋党”之争，不过那“党”不是现代“政党”的意义；大家比较公认的“政党”应该出现在十七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英国，当年，英议会在讨论《排斥法案》时，分裂成两派，坚持维护王位继承正统性而支持詹姆士继位的一派为“托利党”，主张取消詹姆士王位继承权从而保护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一派称“辉格党”。其实不管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古代利益集团“朋党”，还是以英国为首的现代组织严密的“政党”，自从“党派”出现以来，都互相视另一方为对手甚至敌对势力，多数时候都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政权斗争，只有极少数时候能心平气和地“谈判”。孙中山先生从国家利益出发，放弃党派与个人私利，把“政党协作”的一面加强、完善而成为“重大问题协商”，这是“政党”产生以来的一个极大发展性贡献。
   3.“重大问题协商”实践的启发性价值
   中国“政党”产生的时间比西方晚得多，从孙中山先生组建的具有“政党”性质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算起，到1923年也不过30来年的时间而已，武昌起义推翻千年帝制后，中华民国成立，但是，国内此时也还是党派林立，1912年8月，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五个政团发表宣言，成立国民党，这时国民党才成为国内第一大党。但执政党如何与其他党派共存共荣，如何与其他党派进行民主协商，国民党先是通过《国民党政见宣言》及政纲，主张“一国政党之兴也，只宜两党对峙，不宜小党分立”，及至1923年，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开始了党派间“重大问题协商”的实践。这些对今日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如何与其他民主党派相处具有十分积极的启发意义。
   三、中共“协商民主”与孙中山先生思想的借鉴关系
   1. 关于“协商民主”理论
   “协商民主”或称“协商（和）式民主”、“结盟民主”，指在一个国家内可以有多个以种族、语言或宗教分割的政治力量并存，但同时依然保持很大程度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主要是通过各个政治势力之间互相协商机制来取得的民主模式，它的核心要素是协商与共识，认为代议民主已经与现代公民的要求及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公民与官员之间就共同相关的政策问题进行直接面对面的对话与讨论，是政治民主最基本的要素之一，也是任何其他方式所不可取代的，他们积极倡导公民直接的政治参与，并相信“协商民主”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是当代民主的核心所在。
   2. 中共“协商民主”是对孙中山“重大问题协商”实践的继承和借鉴
   我们中国人对“协商民主”是有悠久传统，建国初期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政协是我国实行协商民主的主要渠道之一。只是我们在以往的实际操作中，协商做得不够，造成民主的不完善性，往往多限于政治结果的事后通报，事前的协商不足，十八大提出的“协商民主”实际上就是要继承了孙中山先生1923年在改组国民党这样重大问题时候的办法，事前认真、细致地征求不同党派、不同利益团体的意见，与大家协商，考虑大家的不同利益诉求，事前多进行协商，且进一步促进政治协商的程序化，使程序具有高度的制度性和规范性。从这一点讲，十八大提出的“协商政治”是孙中山先生实践的继承和借鉴。
    3. 中共“协商民主”是对孙中山“重大问题协商”实践的发展
   孙中山先生虽然对“协商民主”进行了实践，但是却没有形成具体的理论体系，更没有在各党派、各团体的协商中形成一种制度与规范。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越来越多，人们的经济利益诉求、政治利益诉求更加纷繁复杂，需要有更适合的方式来补充完善我们的“政治协商”制度，在此情况下，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协商民主”制度，并希望从理论体系、技术层面进行制度化与规范化，实际上是在孙中山先生的实践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归纳，把孙先生的实践的个案发展成为一个可以带有普遍性意义的理论。
   四、新时期我国“协商民主”的实践情况
   我们的现阶段的“协商民主”主要运用与具体的事务中，可以称作是“事务性协商民主”，就是哈贝马斯所谓的“扩大的”协商民主，即在扎根于生活世界的“公共领域”内进行的一种宏观或谈话的协商。我国现在主要有几下几种“事务性协商”实践（引自《协商民主及其中国实践模式》，《法律教育网》2013年8月28日。有删节）：
   1. 民主恳谈会
   始于1999年6月的浙江温岭市松门镇“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论坛”，主要采取和群众面对面交流、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实际当地出现的实际问题。随后，这种形式进一步的推广，出现多种恳谈形式，统称为“民主恳谈会”，经过不断的发展，民主恳谈会已经逐步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成为一种政府与社会、干部与群众进行平等对话，交流、协商的制度安排，是双向沟通交流的民主政治基本形式，具有协商、协调、参与和咨询的意义，其内容时任何涉及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的话题都可以成为协商的主题。
   2. 村民代表会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五户至十五户推选一人，或者由各村民小组推选若干人，一些地方也采用在本村不同群体中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参加人员，以增加其代表性，在讨论中除了设置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两个环节，还增加了充分现协商民主的制度：一是尽量使得每个参加人员都有机会发表看法；二是平等讨论制度，每个发言人的发言时间是大致均等的；三是信息充分披露制度，即在会议召开前，整理相关讨论材料，分发给与会人员。
   3. 居民议事会
   又叫社区协商会议或社区咨询会，由社区居民代表大会选举的以民主议事，民主监督等为主要职能的社区自治组织。在实践中，它行使了居民会议的部分权力，一方面能够反映社情民意，有利于实现科学的决策，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它体现了社区多元主体秉持公共理性，相互信任，包容，在共同目标的驱使下，相互合作的一种良性互动状态，从而实现了社区善治的理想。
  4. 社区论坛
亦称居民论坛或议事园，它主要由社区居民构成，是社区居民对社区内的公共问题进行平等讨论、协商、评议的一种面对面协商对话机制。

（作者系民革江门市委会党员）

——摘自民革广东省委会编 《孙中山与协商民主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