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卓

    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走上了政治舞台，他们从戊戌维新的失败中认识到，要改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靠自上而下的改革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改革暴力的手段推翻君主制，实行民主立宪制度，建立共和制的资产阶级国家形式。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政治理想是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提出：“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员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①孙中山虽然也看重人民的任务，但他所勾画出的人民参加政治生活的权利尚没超出资本主义代议制下的选举权的范围。
   政党观是孙中山宪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孙中山一方面学习研究西方政党制度，一方面对这一政党政治进行宣传介绍。
   孙中山开始知道近代政党是在澳门。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应澳门绅士何穗田等人的邀请，来到澳门，出任镜湖医院新设的西药局首任义务医院，这一时期，他接触到了澳门的政党，头脑中开始有了政党观念。后来，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回忆说：“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可名之曰少年中国党，其党有见于中国政体不合于时势之需，故欲以和平手段，渐进之方法情愿于朝廷，提倡行新政。……予当时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为彼党党员，盖自信固为国利民福计也。”②后来，孙中山到了欧美各国，接触到更多的政党政治思想与现实，西方政党思想在他头脑中更加深刻。
   关于政党的基本涵义。孙中山认为：政党，首先应该有一个为大家所一致同意的特殊主义，即有“政党之用意”，有“全党人之心事所定之方针”①，这就是党的政治纲领。政党的作用就是贯彻其政纲，为政纲而奋斗，以达到“为国家造幸福，为人民谋利乐”②的目的，促进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实现。其次，政党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的中心之所在，政党通过自己的发展，促进国家与社会的政治发展，经济发达，社会改良。孙中山指出，政党是“代议机关或政府之脑海”，即立宪国家的中心势力，在革命时期，政党“必须流血冒险，牺牲性命财产，才能做成革命之功”：而在革命成功后，在代议制政体下，政党则以合法的身份公开活动，以“和平方法逐渐促成社会之改良”③。
关于党员与政党的关系。孙中山认为，在代议制下的政党，党员与党是平等的关系，他强调，党员入党与退党，应遵循自愿自由的原则，不需用强硬的纪律来约束党员的言论与行为，人之入党，凭自己意愿，“全系自家心理上之采择，无利益可贪，无势力可畏，并无情面可徇的“。入党后的党员应是自由的了，”今日赞成第一党之政策，即可入第一党，明日赞成第二党之政策，即可入第二党”，这都是十分正常的事，毫不为怪，代议制下的政党政治就是如此，党员朝秦暮楚，是“正当之事”，“并非于气节上有所损失”④。
   关于党与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孙中山认为，在共和立宪政体下的各个政党，虽然政见不同，但均以国家为本位，以福国利民为目的，这是相同的。因此，这些政党，既是“对党”，又是“良朋益友”，它们是在位党与在野党的关系，这种在位党与在野党之间，可以互相监督，互相竞争。因政见不同而引起的互相监督与竞争，就是党争，这是正常的政党关系。孙中山指出：“谋以国家进步，国民幸福而生之主张，是谓党见；因此而生之竞争，是谓党争。”⑤这种党争是代议制下政党政治的正常体现，它不同于革命时代的异族之争，生死之争，流血之争，而是为了国家、社会进步之目的的文明之争，这种文明之争是公开的竞争，光明磊落的竞争，“政策之不能进行，必思以改良之；手段之不合国民要求，必思以变更之，务使有得胜之一日”，只有这样，方能谋政党之进行，方能谋国家之发达”⑥。当然，孙中山特别反对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进行的私人竞争、意气竞争，也反对以不正当手段竞争，以卑劣行为进行竞争，他说：“政党出与人争，有必具之要素；一党纲，一党员之行为正当。”⑦不正当竞争只会危害国家，祸及社会。
   关于政党和政府的关系，这是孙中山政党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一时期，他主张政党内阁制，在他的文章中、演说中论述很多，他十分明确地指出：“总统制度为总统担负责任。不但有皇帝性质，其权利且在英、德诸立宪国皇帝之上。美国之所以采取总统制度，此因其政体有联邦性质，故不得不集权于总统，以谋行政统一。现就中国情形论之，以内阁制度为佳。”①政党内阁制度就是政党执政，孙中山认为，政党将自己的政见‘政策宣示于国民与国会，“得国民赞成多数者为在位党，起而掌握政治之权，国民赞成少数者为在野党，居于监督之地位，研究政治之适当与否”。②政党成为在位党后，即由该党执掌政权，负完全责任。所组成之内阁，完全执行该政党的意见，将改党的政策贯彻于政府工作中。如果在野党得到多数国民之拥护，即可推到在位党，起而掌握政权，变为在位党，而在位党则变为在野党。
   孙中山主张两党政治，他说：“政党之必有两党或数党互相监督、互相扶助。”③“甲党执政，乙党在野”，“轮流互易”④。为什么要两党轮流执政呢？孙中山认为：“一党之精神才力，必有缺乏之时，而世界状态，变迁无常，不能以一种政策永久不变，必须两党在位、在野互相替代，国家之政治方能日有进步。”⑤
   孙中山的政党思想比起维新派人物来说，更加详细、精当和深刻，理论形态也更加完备，但应该说，他的政党观不脱西方政党思想之窠臼，是奉英美政党模式为典范的，而且对英美式政党模式的了解和认识还不全面、不科学，过多地相信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所标榜的“以国家为本位，以福国利民为目的”，以为这些政党真的就是全民利益的代表，而没有从阶级属性上去认识政党的性质，这就难免陷于天真与幼稚。
   孙中山的政党政治思想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集中体现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确定“党内合作”方式后积极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如何改组国民党呢？中共一些主要领导人通过在报刊发表文章，或者向国民党领导人直接写信，或者与其直接交谈，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意见，以影响国民党的改组决策，后来还参加了国民党改组工作。
   第一，关于革命动力，蔡和森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文章，对孙中山幻想依靠军阀力量而忽视民众力量的错误，提出善意的批评，建议孙中山吸取辛亥革命的教训，“大大宣传民众，大大结合民众，轰轰烈烈地继续做推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的革命……万万不宜苟且将就以上当”⑥。陈独秀也发表文章指出：“要打倒军阀，散漫的各处争斗是不济事地”，“能够打倒军阀的，只有统一的国民运动”。⑦
   第二，关于革命的对象，这是国民党改组的一个重要问题。孙中山过去对封建主义有所认识，但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中国共产党人对他予以诚恳帮助。陈独秀严肃指出：“若不相信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勾结为患，若还相信外国帝国主义者现在痛恨中国军阀了，以后不援助曹吴了，那真昏蛋的程度还在曹吴之上。”⑧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现在中国军阀的内乱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由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①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封建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
   第三，关于国民党的现状，中国共产党人也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批评。1922年8月，周恩来在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对国民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他说，国民党内有些入册而不尽义务的党员，专做不利于党的事，甚至勾结别有用心的党外人专做落井下石的可卑之举，如果不改变状况，国民党是没有希望的。事实正如周恩来所说的那样，辛亥革命后，一批官僚政客混进了国民党，许多投机分子想凭借国民党这块招牌来谋个人的权势和私立，从而使国民党的纪律松弛，组织系统形同虚设。因此，中国共产党人要求国民党在改组时，下决心改变这种阻碍进步的腐败现象。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再加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五四运动的影响，孙中山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他经过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感到西方“民主政治”、“代议政体”存在很大局限性和虚伪性，他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造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②因此，他主张以俄为师，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就是“人民共治”，或叫“众民政治”，而要达此目的，就要依靠农工大众。同时，要革命成功，单靠国民党也不行，因为“本党分子此刻过于复杂，党内人格太不齐”③，他欢迎与共产党合作，来改变国民党的现状，使国民党获得新生。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等20多人参加大会，并在会议中起了重要作用。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稿，孙中山在大会上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选举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党派合作思想的重大胜利，也是孙中山晚年推进中国革命的一大历史功绩，是辛亥革命精神的发扬。实行国共合作，既是国共两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共同需要，也是两党各自发展的需要。
   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创了中国政党政治的新局面，这是一种新方式的政党政治的表现，它始终是体制外的东西，不是西方那种形成了制度的资产阶级政党政治。两个大党合作团结小党，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在党务方面，国共两党共同组成了国民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和中央党部，共产党还直接领导和参与地方国民党部的筹建工作。1924年2月26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共产党人毛泽东、恽代英、罗章龙、邓中夏、施存统等担任执行部秘书或干事；4月30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李大钊、王法勤等领导执行部工作；4月，国民党汉口执行部成立，共产党员李立三、项英、刘伯承等参与领导工作。同时，大量中国共产党人参与了国民党地方党部的筹建工作，取得很大成绩。
   其次，在军事方面，国共两党合作创建了黄埔军校，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到军校任职，做了大量工作；同时，还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平定了商团叛乱，开展了两次东征及南征，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第三，在工农运动方面，国共两党共同发动工人运动，组成了上海总工会，并推动五卅运动在全国范围的发展，共同组织省港大罢工和各地的工人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工人运动的高涨。同时，两党还合作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推及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
   第四，在政权建设方面，共产党加入了国民政府所属的各级政府，参与了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工作，取得了极大的成果。
   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与努力，自身力量也不断增强，1926年初，国民党党员人数已达50万人，1927年4月，共产党党员人数约57900人左右，说明两党均获得极大发展，在群众中的影响不断扩大。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引起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恐慌。于是，吴佩孚、张作霖两大军阀在帝国主义指使下，联合进攻广州国民政府。在此情况下，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把革命推向全国。
    1926年6月，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7月1日，颁布出师北伐动员令，9日正式誓师北伐，国共两党发动人民，团结作战，极大地推动了大革命和北伐战争的进展。北伐军出师不到半个月，就歼灭了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力部队，把革命推进到长江流域，使革命势力席卷半个中国。

（作者系民革韶关市委会党员）

注释：
1.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97页。
2.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50页。
3.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43页。
4.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36页。
5.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35页。
6.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36页。
7.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64页。
8.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37页。
9.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5页。
10.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44页。
11.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35页。
12.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408页。
13.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63~64页。
14. 《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35页。
15. 蔡和森：《统一、借债与国民党》，载《向导》，第1期。
16. 陈独秀：《统一的国民运动》，载《向导》，第20期。
17. 陈独秀：《帝国主义的列强与军阀》，载《向导》，第27期。
18. 《对时局的宣言》，《向导》，第1期。
19.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17页。
20. 《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60页。

——摘自民革广东省委会编 《孙中山与协商民主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