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各种政治势力之间通过协商机制来取得共识的一种民主模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国家为破解选举民主的困境，弥补选举民主的缺陷而研究和实施的一种新的民主形式。中国的协商民主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人合一”为理想境界、“和而不同”为精神内核，追求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中华和合文化在历史进程中显示出强大的兼容并蓄和求同存异的多元整合能力。中西文化侵染下的孙中山开启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崭新时代，他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也是协商谈判的杰出代表。革命与协商、暴力与议和充满了孙中山实现“振兴中华”宏图伟业的政治生涯。史扶邻称他“勉为其难的革命家”。
　　一、改良无路，有限革命
　　革命和改良在近现代社会演进中经常互为消长，共同推动着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启以前，孙中山曾上书清廷重臣李鸿章，陈述“治国之大经，强国之大本”，心向往之辅佐李总督，在清朝政体内实现政治抱负，但遭到李中堂拒绝。“当一个政治体系的政治制度不能接纳或满足社会阶级的要求时，这些阶级的集团或领袖们开始产生疏离感，便联合起来为相同的目标而奋斗。”上书的失败使孙中山深感“和平之法无可复施，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强迫”，毅然决然走上武装起义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道路。孙中山早年试图通过改良之途，是想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其政治目的，此路不通不得不走上暴力反清的道路。孙中山在列数清廷的十大虐政后说：“虽然我们有理由憎恨满洲人，我们仍试图与他们和好相安，但却是徒劳的。因此，我们中国人民已经下定决心，尽可能采取和平措施，必要时拆诸暴力，以争取公平的待遇，并奠定远东和世界和平。我们将把已经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不管会流多少血。” 革命是走投无路不得已而为之。
　　辛亥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说它不彻底主要体现在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革命纲领，没有触及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动员广大的基层民众。辛亥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注定了这场革命的局限性。作为一场政治革命，孙中山的目标就是把帝国变成民国，把王朝变成共和。辛亥革命没有触动整个社会结构，只要清廷退位，帝制终结，共和达成，暴力革命手段就告一段落，政治协商被多方势力接受。南北议和，协商建国。对于孙中山革命与协商战略的重大调整，史扶邻认为“孙中山的作风令人费解，因他是个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在致力革命时，他宁愿选择最少使用武力的措施达其目的。……外国人造成的恐惧，使他阻止与帝国主义直接对抗。只是到了最后，他才支持这种对抗。他反对鼓励阶级斗争，也不愿意用暴力手段去消除本国的不公正根源。他虽具有大无畏的精神，但缺乏真正革命家所特有的冷酷。简言之，宁愿谈判而不从事杀伐，求和解而不想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 民主共和就是在有限暴力革命前提下，各种政治力量协商、让步的角逐中诞生的。学者傅国涌认为：民国不是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是对话对出来的。
　　二、南北议和，协商建国
　　武昌起义胜利后，中国的政治生态形成了两派五方格局，反动派有两只力量，一是危机四伏的满清皇族，一是作壁上观的外国势力。进步派有三股势力，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二是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三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汉族官僚军事集团。进步力量之间有共识，也有矛盾，共识是推翻满清专制，矛盾是谁来取代旧政权。在新旧政权对峙的斗争中妥协与协商逐渐成为进步力量之间彼此都能接受的方式。在美国得知武昌起义胜利消息的孙中山没有立刻启程回国担纲大位，在他看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 孙中山绕道欧洲，设法与英法等大国政要接触，希望西方列强在政治和财政上支持革命党人及新生的民主共和国。西方列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孙中山外交斡旋无功而返，转而谋求国内和平统一。
　　南北议和开启初期，孙中山助手胡汉民建议以两广为革命大本营，“以实力廓清强敌，乃成南北统一之局”。孙中山没有采纳胡汉民等人建议，坚持认为“革命军骤起，有不可向迩之势，列强仓猝，无以为计，故只得守其向来局外中立之惯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势顿挫，则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齐文之于太平天国，此等手段正多，胡不可虑？” 孙中山在复袁世凯电文中再次强调了议和胜于战争的观点：“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 就当时全国形势发展趋势来看，《申报》也曾发表文章指出：官民两方面以顺流直下之势而进，其结果遂断行皇帝让位，政体采共和制，以袁世凯建新政府而为大统领，革命政府大统领孙逸仙为副事。官民两派之协商成，而新政府之组织案，遂以袁世凯为大统领，孙逸仙为副大统领，唐绍仪为总理大臣。最终南、北等多方势力进行政治协商，协商不是一味地妥协，更不是无条件让步甚至屈服投降。协商中在退位条件、政治制度、国家定都、总统合法性等问题上，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与袁世凯集团进行了满争锋相对的斗争和据理力争的坚守。中华民国的建立终结了中国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初创了中国式民主共和新政体。
　　三、联合苏俄，国共合作
　　南北议和，共和肇始，多方协商妥协建构的共和大厦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闹剧中轰然坍塌，共和成了点缀社会的美丽空壳和欺骗大众的金子招牌。宋教仁被杀孙中山惊醒，苦心孤诣不懈奋斗换来的不是国家新生而是民族劫难。孙中山再次揭竿而起，继续高高擎起真民主真共和的大旗，二次革命、护法革命、护国革命，一次次革命一次次失败。对于革命和妥协作为实现奋斗目标的重要手段，要革命，怎样进行革命，要妥协，如何奠定协商基础，孙中山有了极为深刻的体认：我党想立于不败之地，今后奋斗之途径，必先得民心，要国内人民与我党同一志愿，要使国内人民与党合作，同为革命而奋斗。困境中的孙中山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帮助，他邀请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通过改组国民党使其起死回生。国共合作，革命合力，从此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历史兴起了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国共合作并非一帆风顺， 一些右派分子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提出“弹劾”共产党议案。孙中山为解决联共政策所引起的各种误解、反对和纠纷，表明要坚定维护国共合作的决策。在《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中重申联共主张：凡有革命勇决之心，及信仰三民主义者，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本党无不推诚延纳，要求全体党员屏除疑惑。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于全体党员之训令》中再次肯定了代表大会决定的联共政策：国民党容纳共产党是为了团结和集中革命的势力，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是为了团结和集中革命的势力，国共两党都是为着完成国民革命事业，目标一致而合作的。“孙中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进行的四十年的政治斗争，在他的晚年达到了最高峰。这一发展的顶点是他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道进行中国的革命。”
   四、搁置暴力，北上议和
　　国共合作确立后，随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广东第三次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大本营，与北洋军阀再度形成南北对峙格局。正当孙中山精心筹划北伐事宜之时，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与段祺瑞、张作霖等多次电催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是挥兵北伐还是北上议和，革命和妥协又一次成为孙中山艰难的抉择。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孙中山乐见北京政局的深远影响，并决定接受邀请。对于国内政局，孙中山早年就认为：“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的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 孙中山北上途中多次表达对和平统一的渴望与诚意：对于中国时局的主张，我都是主张要中国和平统一。“以后解决国事，不必要再用武力。所以我放弃西南，只身往北方去，提倡和平统一。”
　　为了促成和平统一，孙中山提出议和条件，“对外政策：一方在取消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及特权；一方在变更外债之性质，使列强不能利用此种外债，以致中国坐困于次殖民地之地位。对内政策：在划定中央与省之权限，使国家统一与省自治，各遂其发达而不相妨碍。”“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以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宜。” 孙中山抱病北上议和，北洋军阀单方面召开所谓“善后会议”，孙中山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的努力因其过早逝世而终生遗憾。虽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彻底，实施的政治和谈不成功，但孙中山在是继续革命还是协商谈判的战略选择上，立足国家民族根本大局，反映国民大众的最大利益，从未计较个人荣辱得失。孙中山等对国家民族出路的早期探索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更大规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累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山精神不朽。（本文在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2013年度全省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创新成果评比中获创新成果优秀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