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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懂事的上世纪60年代起到今天,我们家先后“涌现”了三位海外亲人:我小姑、我姨妈和我女儿。三位海外亲人与我们之间的联系和故事,随时代的因缘而不同。但不管怎么说,都贯穿着相依的血脉和浓浓的亲情。 先说我小姑姑。她解放前嫁给一位国民党陆军上将的儿子,随夫家到台湾,后移居美国。由于解放后一段时期中国政治气候的原因,小姑在台湾无法与她的妈妈,即我的祖母通信来往,更无法零距离孝敬老人家。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她才通过新加坡一位朋友打听到我祖母的状况,并委托友人每两个月汇50元人民币给她作生活费。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美国的华侨可以跟国内亲朋通信了,于是,小姑与我祖母有了书信往来。她们母女远隔千山万水,就凭鸿雁倾诉那份亲情。我手头保存着小姑1979年4月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远在海外,见妈不易。每日工作忙碌。只希望能收入好,多多照顾妈妈和姊妹们,尽做女儿、妹妹的心。”信里还说,“中美建交后,我想寄物应该通融些吧。有了侨证可以买些吃的用的,确实太好了”。从信中的片言只字看,1979年中美建交后,两国人民的联系,包括寄物有了较为宽松的环境,这对海外亲人来说是倍感慰藉的。而且,海外华侨汇款来,中国政府还发给侨汇证(劵),凭证可到友谊商店购买食杂品。记得我们家就是凭着侨汇证(劵)买过不少食用油和一辆自行车的。 从1949年到1981年祖母病故,小姑与祖母“相望相思不相见”,她始终无法回祖国看望母亲,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尽管如此,她们母女的深情还是给我嵌下深刻印象。 再说我姨妈。姨妈5岁的时候就被重男轻女的外祖父送给邻村曾家养育。曾家汉子昔年带着我姨妈漂洋过海到南洋。姨妈长大后嫁给一位日侨,他们夫妇在印尼艰苦奋斗事业有成。上世纪80年代初,大陆改革开放的春风,唤起姨妈思亲思乡的情怀。她与姨丈几经打听,得知我妈妈的境况。1982年5月12日,姨妈委托香港旅行社发来一份电报。电文如下:“宋××夫妇定于5月23日由香港乘CA304转CA3313机抵汕头。请接机且收此电报后复电香港电挂6308南海旅行社。”电报交我母亲后,她接电报的手颤动不已,眼里噙着泪花。她感喟分别半个世纪无音讯的妹妹还在人间,也感觉“忽如一夜春风来”,感谢开放的年代让同胞姊妹转眼可以相逢。次日,我拿着电报壮着胆子向单位领导请求派汽车接机(因为当时没有出租车,也没有私家车,我只好冒昧提要求)。刘副厂长得知我要接“番客”,连声说好,还派一位退居二线的老领导与我一同去外砂机场。5月23日那天,我们顺利接到我姨妈和姨丈。母亲和姨妈见面时,百感交集,泣不成声。看着雍容美丽的姨妈和瘦弱衰老的母亲在一起,我顿感被时空隔断了多年的血脉相接是如此的震撼。到市区后,姨妈姨丈下榻汕头当时最豪华的,位于外马路和南海路交界的友谊宾馆。她交给我一张提货单,凭单到市中旅社提取彩电、自行车、傻瓜相机各一部,还有“555”香烟两条。在汕头期间,正值电影院放映《西安事变》,我陪同姨妈姨丈饶有兴趣地观赏了这部电影。几天后,我母亲陪同姨妈姨丈乘长途客车回梅县老家探亲。回来后,姨妈感叹说,估计中国落后印尼10到15年。同时也说,中国现在开放了,好了,我想会逐步追赶起来的。 回想姨妈当时说的话,再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我想起媒体说的,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已超过印尼。今年6月,我去印尼巴厘岛(著名旅游景区),一比较,觉得眼前汕头的市容并不比那里差。汕头新建的民宅建筑漂亮、大方,市场、商场物品琳琅满目,更是巴厘岛没得比的。我想,如果姨妈还健在的话,她今天或许不会说汕头落后于她的居住国了。 我的第三位海外亲人是女儿。她是2009届华南师范大学的毕业生,2010年,通过新加坡官方教育机构的考试,成为签约的新加坡华语小学教师。有人说,你就这么一个女儿,怎么可以“放飞”她到异国他乡呢?我回答说,女儿长大了,路,她自己选择;幸福,由她自己去追求。她能够将她所学的知识,用到谋生上,用在为社会服务上就好。何况她现在是为普及和推广中华文化而工作,在一个有相当多华人的国家服务,值得! 祖国实行改革开放,让我的女儿有机会成为新一代的“海外亲人”。比起我那几十年不能与生母见面的小姑和五十年后才见到同胞姐姐的姨妈这两位海外亲人,女儿是幸运的。她生活在和平稳定的年代和政通人和的改革开放时代,生活在电子信息化高度发展,可以通过电话、微信、视频随时进行联系、沟通的年代。虽远隔重洋,但随时可互通音讯。过去汕头往返新加坡颇为周折,要到香港或广州转机。而今,汕新直航已有四个年头。她每年都利用假期回来看望我们,陪伴我们,而我们这些年也去了两次新加坡看望女儿。 女儿作为新一代的海外亲人,我支持她,相信她,祝愿她工作得更出色,为传播中华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民革汕头市委会党员) ——本文刊载于2014年10月12日《汕头特区晚报》 |